“假如有两个很相似的国家，一样的资本、一样的人口、一样的知识储备，但是如果两国的经济社会制度完全不一样，他们的产出就会完全不一样”，美国乔治 • 梅森大学钟伟锋博士说。中国在现行体制之下，有没有可能实现真正的科技创新？如何看 Deepseek 这类“借鉴加创新”模式的可持续问题？美国的科技围堵是否可能反而刺激中国实现科技创新？中国以举国体制押宝到几个特定科技产业，如果短期内看不到经济效益，有没有可能“弯道超车”变成“弯道翻车”？怎样评估科技创新经济的市场前景和潜力？在科技创新经济失败的情况下，有没有可能间接或者直接催生出政治转型诉求？受《中国民主季刊》委托，青年政治学者李聿修先生采访了钟伟锋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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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是生活在没有共产党专制或别的什么政治专制的状态下 ”，现任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的吴国光教授说。这位著名的华人政治学家最近反复提出要走向共产党后的中国。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为什么要点明这一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前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制度是不可持续的？为什么中国毛后改革的实际终结比许多人想象的要早？如何看待目前一些人对江泽民、胡锦涛时代的怀念？目前中国的经济困境是否证明了 “ 中国模式 ” 的不可持续？为什么民变促发官变是中国可能的转型路径？如何看待有官方宣传因 素在内的、许多人对民主化可能导致经济放缓和国家动荡的担忧？

就这些问题，《中国民主季刊》主编王天成专访了吴国光教授，产生了这个深度对话。想象一个没有共产党的中国，在许多人那里好像有难度了，这种思想境况需要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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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调查”在我国知识分子、活动人士关于转型正义的讨论中一直备受 关注，但对于其他转型国家在这方面的实践与运用却非常缺乏了解。普里西拉·B·海 纳（Priscilla B. Hayer）在这个研究报告中，比较了 13 个国家在 1974-1994 年期间 建立的 15 个真相委员会。它虽然写于 1990 年代，但仍有助于填补我们在这方 面的知识空白或短缺。原文首发于 1994 年《人权季刊》第 4 期（Human Rights Quarterly, Nov., 1994, Vol. 16, No. 4 (Nov., 1994), pp. 597-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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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韩国前总统文在寅因涉嫌受贿被起诉；2、香港 23 条与国安法同步执法引发国际关注；3、亲欧盟中间派候选人赢得罗马尼亚总统大选；4、保守派卡罗尔·纳夫罗茨基赢得波兰总统选举；5、蒙古总理因儿子奢华生活辞职；6、加沙人道危机恶化；7、荷兰极右翼政党因移民政策分歧退出执政联盟；8、中国警方大规模抓捕耽美小说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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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在中国境内“田野”和“学术交流”趋于困难，影响中国研究和教学前景。不过，许多学者在田野及学术交流顺利时，有过大量研究成果，却对近年中国形势特别惊讶，似乎存在田野的“碎片”和学术交流的“烟雾”。数十年来，一些研究并未仰赖田野和学术交流，而能免于误判、误导。这些研究从理论基准和经验现象掌握“体制延续性”，在信息相对丰富、开放的场域中，形成共通研究意识和社群，对中国研究和教学的方向有所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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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之后，中国当局对此前活跃的公民社会力量进行清算，中国公民社会运动逐渐陷入消沉。然而，此前不在大众和主流媒体视野的左翼行动者并没有停止活动，他们在 2017 年底，以全新面貌出现在抗争的聚光灯下，与此同时，反性骚扰运动 #MeToo 迅速席卷中国各界。这两波力量与仍在寻找出路的自由主义者相结合，出现了一个守望相助的“反国家主义联盟”。令人遗憾的是，这个联盟的存在是短暂的，并且很快出现了撕裂和割席。这篇文章的重点不在于分析此前的公民社会运动，而在于阐述“反国家主义联盟”出现的契机、理论基础和实践受挫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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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评估了习近平的权力结构，指出其制度性权力高度集中，依靠“总 书记 + 军委主席”体制、反腐整风、意识形态重建和军队绝对效忠，实现了党内空前的集权局面。但文章也强调，习近平的非制度性权威严重不足，既无毛的建国之功，也无邓的改革之绩，缺乏政治“事功”的支撑，导致党内和社会对其多是“畏权而不服德”。习在意识形态和制度上试图弥补此弱点，却因政策争议和缺乏接班安排，令政权稳定性面临隐患。尤其在经济下行、中美对抗、台湾问题等多重挑战下，其权力与权威之间的失衡将成为未来统治风险的关键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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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中国以何种方式实行转型正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主转型 是以何种方式发生。如果转型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转型正义更可能会以 真相与和解的方式进行。其内容包括：实行言论自由，释放良心犯，取消 黑名单，平反冤假错案，还原历史真相，对受迫害者经济赔偿，确定压迫 者的责任并对其宽恕，开放政治档案，建立防止侵犯人权的机制，移除暴 政象征，建立纪念物，以及经济清算等。经济清算是中国特有的问题，因 为中国是在没有政治改革的情况下进行经济改革，是在没有民众参与的情 况下进行私有化，这样的私有化势必沦为权贵私有化，因此未来中国的转 型正义还需要对权贵们的不义之财进行清算。最后，文章强调，民主转型 与转型正义是一个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必须确定轻重缓急，应把实行 言论自由与释放良心犯放在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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